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要增强宏观政策的一致性和有效性。协同推进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要更加注重同频共振、相向而行。要强化系统观念，既要将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政策、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也要加强改革举措与宏观政策协同，避免宏观政策和改革举措效应相互抵消，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要把握好时度效，健全科学决策和评估机制，及时调整优化宏观政策和改革举措，确保政策不空转、改革不空跑，为推动经济持续稳中向好、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三 必须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要让市场“无形之手”与政府“有形之手”各负其责，推动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持续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和活力。

统筹好“放得活”和“管得好”的关系，是提高经济治理能力的必然要求。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确保我国经济发展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自由流动，持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突出优势，通过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等方式，能够有效弥补市场失灵，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稳定和改善各方面预期。因此，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不断提高宏观经济治理效能，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

“放”的目的是破除影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持续转变政府管理服务职能，努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需要明确的是，“放”不是放任自流、一放了之，而是要切实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增强国有企业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健全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法规政策，持续促进民间投资发展，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要深化外商投资促进体制机制改革，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大力支持外资企业境内再投资。

“管”针对的是破坏市场秩序、扰乱市场预期等行为，本质要求是建设法治经济。法治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保障。“管得好”就是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着力矫正市场失灵，规范市场竞争秩序。当然，“管”不是捆住手脚、设卡管死，而是要把法治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大力建设法治经济、信用经济。面对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必须加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法治建设，在激发经营主体创新活力的同时，更好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针对一些领域恶意低价倾销等现象，要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促进优质优价、良性竞争，营造良好市场生态。加强重点行业产能治理，强化标准和质量引领，依法依规实施经营主体退出。持续规范涉企执法和监管行为，坚决防止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

检验是否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关键看是否有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聚焦破除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等方面的体制机制障碍，处理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推动经济发展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面对外部的不确定性，要进一步有效畅通国内大循环，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合力。打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聚焦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四 必须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

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增进人民福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是投资理念的全面更新、投资重点的全面优化，对于增强发展动能、扩大国内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意义重大。

投资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投资重点。一个国家在推进现代化的起步阶段，受制于资本短缺，往往优先安排对“物”的投资，通过在原材料、基础设施、厂房设备等方面大力度投入，为经济社会发展夯实物质技术基础。随着物质资本的不断“累积”，投资于物的总体回报率将趋于下降，经济发展动能逐渐从增量扩张为主转向提质增效。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就不能再走过去要素驱动、投资拉动的老路，而是要转向创新驱动、需求拉动，通过加大对“人”的投资，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协同实现科技进步和民生改善，构筑经济长期发展竞争力。

投资于物要聚焦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拓展空间、释放潜力。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实物资产的“家底”更加厚实，但人均资本投资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比如人均基础设施存量只有发达国家的20%至30%，存量资本结构还有待进一步优化提升，一些重要产业领域投资不足，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不少存量机器设备、基础设施、老旧小区、地下管网等有待更新升级，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也推动大量新的投资需求快速涌现，新质生产力等重点领域投资需求旺盛。总的看，跟中国式现代化的需要相比，我国投资于物仍有很大空间。要结合“十五五”规划建议，谋划实施一批牵引性强的重大工程项目，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保持物质资本投资合理规模，优化投资布局，扩大对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的有效投资。

投资于人要聚焦民生改善和人力资源开发，突出重点、精准发力。投资于人是指对全人群、全生命周期人的能力提升和潜力开发的投入，比如育幼、养老、健康、教育、技能培训等，随着我国发展阶段的变化，其重要性和紧迫性正在日益凸显。相较于物质资本投入而言，我国对社会民生和人的全面发展相关领域投入不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比如，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尽管连续多年保持在4%以上，但低于发达国家4.5%—5.5%的平均水平；2024年卫生总费用占GDP比重为6.7%，明显低于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今后一个时期，要切实转变投资理念，既要见物、更要见人，健全投资于人的长效机制，扩大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有效投资，把民生改善和扩大内需有机结合起来，在增进民生福祉中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赢得战略主动。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要双向赋能、相互促进。强调投资于人，绝对不是说投资于物不重要了。事实上，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不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而是相辅相成、互促共进的。一方面，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对“物”的投资。建设学校、医院和配套服务设施等，能够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有利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物质资本的效能提升和技术迭代更离不开对“人”的投资。5G网络、算力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与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发展，都与高素质人才培养深度绑定。工作中要确立协同发展导向，促进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相协调。比如，制定产业政策时要同步配套政策措施促进人力资本开发；建立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协同评估体系，改变单纯以物质资本增量衡量投资成效的做法，防止出现“只见物不见人”的脱节现象。民间投资不仅是投资于物的重要力量，也是投资于人的潜在生力军。要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引导民间投资向高新技术、生产性服务业等新赛道拓展；放宽准入、加强引导、提供示范，引导民间资本投向人力资源开发和人的全面发展各领域。